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288篇文章 (Sayings:袁凌跟我讲过他采访马三家的过程。从那座劳教所劫后余生的人隔着电话向他复述酷刑,他却要做出不感兴趣的漠然语气。这样对方就会尽量...
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288篇文章
(Sayings:袁凌跟我讲过他采访马三家的过程。从那座劳教所劫后余生的人隔着电话向他复述酷刑,他却要做出不感兴趣的漠然语气。这样对方就会尽量耐心地讲更多细节,而不会因为倾听者的赞同而变得激动起来,只表达情绪,浪费了故事。这碰巧符合一个规律:死亡是热腾腾的,但讲述死亡必须从冷漠开始。
死亡太常见了,我们不可能永远幸存,只是比早死的那些人晚一步掉队。假如真肯放下身子到生活里仔细地察看,人们就会知道死亡实在算不上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死亡只是一种更大残酷的结束。不知道死亡就不知道活着,但知道了死亡以后,我们恐怕也未必真能明白“活着”是什么。)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节选)
粪池婴儿
一
在医院住的那些年,对上厕所一直害怕。广佛医院的厕所在一个荒院子里,抹了石灰的土墙屋,里面正像医院的厕所那样出奇地肮脏,常常使人无法蹲下去。似乎人一生了病,干净什么的就抛到九霄了。许多年以后,如果晚上便秘,还会梦见自己蹲在医院厕所的蹲位上,由于实在太肮脏,怎么也解不出来。
但当时我害怕的不是这个,是厕所里泡的死娃子。
每年计划生育运动一来,医院把好多女的弄来人工流产,我成天看见妇产科冉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提个桶,桶里装的就是婴儿,还有胞衣、血和棉球,冉医生让等着的男农民提到厕所里去,倒了。手术室窗底下有一条小沟,不断地排出血水。那农民提着自己的没成形的儿女,不知道看不看一眼,也许是心情复杂地,“哗”地把一切倒进了厕所。婴儿扔到粪坑里,要漂起来,一天要做几个,粪坑里就漂满了婴儿,泡得肿泡泡乌油油的,周身盘着一团团的蛆。
没有一个厕所像医院这样喂养了这样大量肥壮的蛆,夏天的时候,蛆像一根根裹起的粗绳子,顺着便槽爬上来,爬上脚面。蹲着的人不得不随时挪脚,把脚背上的蛆抖下去。有时我感到它们在脚背软乎乎地蠕动,没有五官的头,只带着一根小小的尾巴,会想到它们也没有那么讨厌。大人背着打农药的机器来杀虫,一阵喷洒之后,墙角蠕动的蛆成了一堆尸体,慢慢地僵硬干枯,变成黑色,像是一种药用完后的下脚料,直到冬天还堆在那里,叫人联想不到供养它们的婴儿身体。
婴儿的手脚,有的连眼睛都长好了,有的看得出头发,传说有一次婴儿流产下来是活的,倒在厕所里,还哭。有一次一个婴儿只长了一只手臂。
蹲着的时候,看到那些漂着的婴儿,恐惧他们会伸手上来,掏出我的肠子。我的下身此刻毫无保护。我只有低下头从便槽里看下去,死死盯住那些婴儿,提防他们。这是白天。一到晚上,除非有人打伴,我就像一个女孩子,怎么也不敢上厕所,但是我已经十多岁了,不能老要人打伴。我跑到附近的粮管所、供销社,甚至很远的林特站去,我到医院的菜地里,躲在包谷林里。可是这不是经常的办法。
直到我上大学了,家也搬到了另外的医院,那里的厕所里一样也有婴儿,我还老是害怕他们的报复。
野狗爱到粪坑的出口转,因为医院的粪特别肥,农民喜欢来挑,有时候连死娃子舀上来了,就撂在出口边上,野狗来叼到到处跑,有回在太平街的正街上,出现了一个死娃子。医院自己种的菜,也都用这粪浇,特别肯长。
有一年爸爸和另几个医生专门用一个婴儿,把南瓜子种在它脑袋里,挖坑埋在地里,结果那一年长的瓜有小桌子大,就是没人敢吃,也不知到底有人吃了没有。
二
冉大夫是我少年时见过最白胖的人,超过伙房里妈妈发出来的馒头。她的脾气却完全地凶暴。经常把她的丈夫、一个瘦成麻秆子的人追得无路可逃。或许是那些被打掉的婴儿带走了她的好脾气。
她喜欢收礼。每个生孩子的女人进手术室之前,男人都要提一只鸡给她。她家的鸡养在木笼子里有一大群,再倒手给别人。那时鸡都散养,只有她收的鸡像兔子一样关在笼子里。后来她不收鸡了,变成好保存的烟酒,可有一次,一个穷人家还是只送鸡给她。
她就借口做饭,不进手术室。那头女人发作了,叫她几次,她还不肯洗手戴手套。等她饭吃了过去,女人是横胎,已经来不及抢救了。
男人要杀她,以后又告她。她赔了几万块钱,保住了工作。以后依旧是她做妇科手术,依旧有人送烟酒。
医院起了一排小平房作宿舍,冉医生的烟酒存在小平房的楼上。
楼板只是木条子钉起来支撑的竹席子。冉医生定期搭梯子上去,取下烟酒送到县上糖酒公司卖掉。有一次一瓶酒搁得有点远,她踩着楼板去够,结果竹席子受不住体重,轰地塌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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