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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薛龙春（章静绘）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薛龙春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书法篆刻史与尺牍文献，长期关注明代书法家王铎其人其书。近...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薛龙春（章静绘）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薛龙春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书法篆刻史与尺牍文献，长期关注明代书法家王铎其人其书。近期，他先后推出了《王铎四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与《王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前者是四篇长文的合集，后者则巨细无遗、竭泽而渔地网罗了各类有关王铎的资料。薛龙春谈到，他想做的不单单是王铎的书法研究，而是以王铎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而这两本专著，既是某一个学术阶段的研究成果，也为将来计划中的王铎研究专著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时，薛龙春谈到了他所理解的王铎其人其书，与他的王铎研究的缘起，发展以及未来的计划。

《王铎四题》，薛龙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292页，65.00元

《王铎年谱长编》，薛龙春著，中华书局2020年10月出版，1976页，388.00元

关于王铎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是，着重于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至于其人如何，以及他与钱牧斋的出降，都是一笔带过。不知您这次出版的《王铎年谱长编》，对丰富我们关于王铎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助益？能请您谈谈王铎其人此前不太受人关注，甚至为人所忽略的部分吗？

薛龙春：孤立地讨论王铎的书法意义不大。过去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讨论，比如有学者说他的书法章法有“中轴线的摇摆”，这只是粗浅观察的结果，不是研究，也很难深入。艺术史研究强调艺术现象的历史性，必须将王铎放在晚明社会与晚明文化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他艺术形式的意义。

这本年谱，是我系统搜集与整理王铎与晚明书法相关材料的成果。在书中，我运用各种史籍、地方志、笔记、诗文集、书画作品、题跋、书信、日记等，细致重构了王铎的一生，他的行履、作为，他的诗文书画，他的友人，他的欢欣，他的悲慨，都在我展示的材料之中。我相信我是最熟悉他的人，有时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或许他当时的朋友中也没有我这样了解他的人。这本年谱向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明清鼎革之际一位满怀名臣之想的文人，如何最终当了贰臣，在当了贰臣之后，又如何重新规划自己传于后世的形象。这个文人的观念、行为与艺术创作何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和当时的社会文化、他各时期的社交圈又有怎样密切的联系。相信读者会从这本书中获得各种有用的信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文学史、绘画史和鉴藏史的学者，也会从中发现许多过去可能没有关注到的材料。

我们过去的研究热衷于讨论王铎的书法形式，但是对他的创作环境毫不关心。通过撰写年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比如，王铎在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有些怪异，这一方面可能与他在舟中场地局促有关（图一），另一方面也因为书写工具不能惬心，在旅途中的酬应之作，大多是求书人提供的工具与材料，他常常使用较小的毛笔，但要写很大的字（图二），有时他还得使用自己不经常使用的羊毫笔；又如，王铎入清之后经常参加北京贰臣的聚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喝酒，听昆曲，和歌人厮混，在这样的场合，他常常被要求即席挥毫，他曾向戴明说抱怨“刻下赴无益宴聚，又劳五指，奈何”（图三），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很享受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在观众围观的环境中，王铎如何调动观看者的欲望，这最终在他的作品形式上又有什么体现，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白谦慎先生研究傅山的书法应酬，指出傅山厌恶俗物面逼，甚至与他讨价还价，因此他的应酬通常带有报复性，作品的质量也很差。王铎则恰恰相反，他的应酬作品中有许多杰作，与他享受这种书写环境并善于操控环境有关。

图一：王铎《文语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二：王铎《杜甫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图三：王铎《致戴明说札》，香港近墨堂书法基金会藏

此前您在《上海书评》发表过《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一文，在您看来，王铎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标本？同样是贰臣，同样是名重一时的大家，他和钱谦益有何异同？与钱谦益心怀故国相比，王铎似乎甘心投降，个中原因是什么呢？